耿元驪：2017-2018年的隋唐五代史研究述評

2017—2018年的隋唐五代史研究述評

耿元驪

（遼寧大學歷史學院  遼寧沈陽  110013）

2017—2018年隋唐五代史研究論著出版發表數量較多，大體估算包括碩博論文在內有3000篇（部）以上，不過優劣之別有如天壤。除有刊號的學術雜誌外，專題性學術發表空間有《唐研究》第23卷“文本性與物質性交錯的中古中國專號”（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17年），《唐史論叢》第24、25、26、27輯（三秦出版社，2017、2018年），《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》第35、36、37、38輯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7、2018年），《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》第7、8輯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7、2018年），《唐宋歷史評論》第3、4、5輯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17、2018年），《乾陵文化研究》第11、12輯（三秦出版社，2017、2018年），《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》第24、25輯（三秦出版社，2017、2018年），《長安學研究》第2、3輯（科學出版社，2017、2018年），《中古中國研究》第1、2卷（中西書局，2017、2018年），《中國中古史集刊》第3、4、5卷（商務印書館，2017、2018年），《敦煌吐魯番研究》第17卷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7年），《中國唐史學會會刊》第36、37期（內刊，2017、2018年）等，大多以書代刊發行，在現行學術評價體系裏面都是不計工作量的“論文集”。雖然如此，但學者們淡泊名利，認真研究和撰寫，保證了刊物學術質量普遍較高，得到了學術界廣泛承認，是了解相關研究新進展的重要平臺。

學術會議方面，兩年內有10餘場學術會議舉辦，中國唐史學會第十三屆年會於2018年11月在浙江大學舉行，並完成了學會換屆工作。紀念文集方面，有《楊志玖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》（天津古籍出版社，2017年）、《徐連達先生八十五壽慶論文集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7年）、《探索西域文明：王炳華先生八十華誕祝壽論文集》（中西書局，2017年）、《周勳初先生九十壽辰紀念文集》（中華書局，2018年）。科研立項方面，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（重大、重點、一般、青年、西部）直接以唐代為主題者有80餘項。學術信息傳播方面，“唐宋史研究”博客，“中古史研究資訊”（zhonggushi）微信公眾號提供最新信息，“中國唐史學會”、“中古史研究”等微信群成為溝通交流空間。

綜合研究方面，王小甫《隋唐五代史：世界帝國，開明開放》（中信出版社，2017年）格局宏大，特色鮮明。周振鶴主編《中國行政區劃通史》隋代卷、唐代卷、五代十國卷修訂本（施和金、郭聲波、李曉傑，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7年），閻守誠、寧欣主編《中國大通史·隋唐五代》上下冊（學苑出版社，2017年），金瀅坤《中國科舉通史·隋唐五代卷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7年），閔祥鵬《中國殯葬史》第4卷《隋唐五代》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17年）等等，陸續出版。這些通論性著作代表了隋唐五代史學科發展的新水平、新進展，把諸多精深學術研究成果逐步向社會通識轉化，功莫大焉。

劉後濱《改革開放40年來的隋唐五代史研究》（《中國史研究動態》2018年第1期）整理回顧了過去40年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學術脈絡、重要議題，認為整體上看成績雖然深厚但是還缺乏全局性學術影響。2017—2018年的研究，理所當然就處於這40年學術積累的延長線上。以下大體從史料整理與研究、政治運行與疆域民族、經濟社會與法律宗教、教育與文化文學等幾個主要方面進行概述。

一、史料整理與研究

占有利用新材料，是取得學術新進展的基礎性條件，學術界高度重視。不過在學術成果數量激增，評價體系卻相對忽視史料考證與整理的大環境下，雖然不被視為重要“學術成果”，但仍有一群學者不計得失，“熬工夫、耗時間”，默默奉獻，收集整理了大批各類史料，為新時代的學術進步奠定了紮實基礎。兩年中含有石刻、墓誌、出土文書等材料的專書有10餘種，單篇考古報告、考證類文章大量發表，無法枚舉。

新見墓誌出版，較為重要的有《洛陽新獲墓誌二〇一五》（中華書局，2017年）、《洛陽流散唐代墓誌匯編續集》（國家圖書館出版社，2018年）、《新見隋唐墓誌集釋》（遼海出版社，2017年）、《長安高陽原新出土隋唐墓誌》（文物出版社，2017年）、《陝西新見隋朝墓誌》（三秦出版社，2018年）、《西南大學新藏墓誌集釋》（鳳凰出版社，2018年）等，大多是經考古出土，很多是第一次發表。綜合性匯集整理出版的有《中國佛教金石文獻·塔銘墓誌部·東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卷》上中下冊（上海書店出版社，2018年）、《五代石刻校注》（鳳凰出版社，2017年）、《中國古代壁畫·唐代》（廣西美術出版社，2017年）、《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》第15卷和第1卷修訂版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17、2018年）、《吐魯番文獻合集·儒家經典卷》（巴蜀書社，2017年）。只有可檢索的史料，才能最大限度發揮學術功效。籍合網2018年11月29日預告即將上線《唐代墓誌銘數據庫》，收錄12000多方墓誌數據（目前已上線，僅對單位銷售）。對研究墓誌有重要參考價值的是楊向奎《中國古代墓誌義例研究》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18年）。拜根興《朝鮮半島現存金石碑志研究的現狀和展望——以7至10世紀為中心》（《社會科學戰線》2017年第2期）梳理了現存金石狀況。石刻、壁畫、文書等材料，總體上如夏炎《2016年隋唐五代史研究述評》（《中國史研究動態》2017年第2期）中所說，因來源複雜，非考古發現者用於學術研究需要特別謹慎小心。

關於《天聖令》文本考證與研究，還在繼續向深入推進，各類細節研究越來越充分。〔日〕矢越葉子《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的文獻學研究》（《法律史譯評》第6卷，中西書局，2018年）從文獻的角度對天聖令的復原研究提出了意見。孟憲實《論現存〈天聖令〉非頒行文本》（《陝西師範大學學報》2017年第5期）認為現存天聖令的性質是上奏本。錢大群《唐宋除、免、當官員告身之處置》（《江蘇社會科學》2017年第3期）對一條“獄官令”進行了分析。張亦冰《唐宋時估制度的相關令文與制度實踐》（《中國經濟史研究》2017年第1期）對“關市令”文本進行了討論。田令、獄官令、營繕令的學術性譯注發佈在《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》第11、12輯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17、2018年），在注釋字詞、闡釋制度、加深理解方面有著重要學術價值。

關於《唐會要》整理研究，劉安志成果非常突出。《清人整理〈唐會要〉存在問題探析》（《歷史研究》2018年第1期）系統分析了11種《唐會要》抄本，揭示出清人在整理中新建了不少“史實”，給今人研究造成極大困擾，提醒我們在利用時要小心謹慎。劉安志《〈唐會要〉目錄考證與復原》（《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》第37輯）對原書目錄進行了初步考證與復原，期待《唐會要》全新點校整理本能早日面世。〔日〕古畑徹《〈唐會要〉的諸版本》（《山西大學學報》2017年第1期）、《關於〈唐會要〉流傳的考察》（《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》第36輯）闡明了版本關係、流傳過程。唐雯《〈新五代史〉宋元本溯源》（《文史》2017年第2輯）梳理了現存宋元本版本系統，展示了各版本的文獻價值。

二、政治運行與疆域民族

兩年裏，政治相關問題研究蔚為大宗，這仍然是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引領性話題，不過具體研究成果越來越細密化，沉潛深思，關注從上到下的制度史視角研究成果最為突出，形成了三個研究主題，以下分別述之。

第一個主題是從皇帝向下延伸的國家治理、控制體系研究，這是王朝國家得以形成的基本框架，隋唐五代也不例外。朝廷一定會在這個體系設計上投入極大精力，花費很多心思。這既在當時統治運行過程中占有重要地位，也同樣是學術研究的關鍵性主題。兩年來，學者投入了很大研究心力，取得了相當多重要成果。皇帝祭祀，是建立正統的基本途徑，也是建立政治合法性的必經道路，這在學術界已基本取得共識。〔日〕金子修一《古代中國與皇帝祭祀》（肖聖中等譯，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7年）、《中國古代皇帝祭祀研究》（徐璐等譯，西北大學出版社，2018年）具有代表性，對漢唐間皇帝祭祀進行了通貫性考察。皇帝本人在帝制時代的重要性毋庸置疑，〔美〕羅漢《武曌》（馮立君等譯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18年）從精神信仰作為政治資源來解讀武周政治。李天石《唐憲宗傳》（人民出版社，2017年）考察皇帝及其時代，分析精當。但是皇帝不能以一人之力治理天下，必須形成一個管控體系。從文書行政角度來看，天子命令如何傳遞非常重要。朱紅霞《代天子立言：唐代制誥的生成與傳播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7年）關注了制誥文本生成以及在三省間傳遞的過程。葉煒《論唐代皇帝與高級官員政務溝通方式的制度性調整》（《唐宋歷史評論》第3輯）認為安史之亂後皇帝才居於政務信息傳遞中核心位置。劉後濱《文書、信息與權力：唐代中樞政務運行機制研究反思》（《唐宋歷史評論》第3輯）探尋文書流程中的權力格局，分析三者關係，理解帝國運行圖景。

管控體系還嚴重依賴於官員隊伍，朝廷對高中低各級官員統一整合，形成了一個嚴密完善的管理渠道。喬鳳岐《隋唐時期的太子冊立及制約因素》（《中州學刊》2017年第6期）討論了太子廢立主導人。賴瑞和《唐代高層文官》（中華書局，2017年）認為高層文官演變成特使成為皇權配角。張旭華《中古時期清濁官制研究》（人民出版社，2017年）討論了隋唐五代時期清官制度的建立過程。董劭偉《從兼任官分析唐代吏部侍郎職能》（《西南大學學報》2018年第5期）分析了吏部侍郎兼官不到總數三分之一。王孫盈政《再論唐代的宣徽使》（《中華文史論叢》2018年第3期）認為宣徽使地位上升並沒有改變中書門下體制。羅彤華《唐代後宮女官研究——宮官制度及其演變與影響》（《中華文史論叢》2018年第3期）認為宮官勢力在女主專政時最突出。杜文玉《唐至五代時期閤門使的性質及其職能變化》（《陝西師範大學學報》2018年第4期）認為閤門使地位重要，五代時期成為內使之一並向階官化發展。

為能順利向基層傳達皇帝旨意，形成一個完善的地方治理體系也很重要，多位學者注意到了這方面的問題。張達志《唐十道遣使續議——天授至景龍》（《史林》2018年第3期）認為“十道”是最基本分遣標准與地理觀念骨架。羅凱《略論唐代嶺南地區的世官制與區域流官制》（《史林》2018年第4期）討論了嶺南正州系統內的兩種特殊官制。趙璐璐《唐代縣級政務運行機制研究》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17年）梳理縣級政務運行機制變化，討論國家治理體制和國家形態轉變。李永《試析唐宋之際福建地區的“由場升縣”現象》（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》2018年第3輯）認為隨著朝廷統治權力逐漸深入，地方也在尋求中央認可。

第二個主題是疆界、族群認同與鬥爭的研究，開疆拓土是隋唐時期重要的政治決策核心指向。帝國兵鋒所及，與周邊民族在接觸過程中，產生了巨大向心力與離心力。學術界一向高度關注這些問題，常有新的學術收獲。〔美〕班茂燊《唐代中國的族群認同》（耿協峰譯，人民出版社，2017年）以為帝國與周邊民族從儒家精英、佛教徒到蠻族將領都有自己的民族和文化認同。韓宏韜《王者無外：論唐太宗的華夷觀念》（《四川師範大學學報》2017年第1期）認為唐王朝整體上具有開放內斂雙重特征。李鴻賓《有關唐朝疆域問題的若干思考》（《中央民族大學學報》2017年第1期）辨明王朝體系下疆域性質不在於地域而是人群；他的《中華正朔與內亞邊疆——兼論唐朝北部長城地帶的意涵》（《學術月刊》2017年第2期）指出唐在農耕帝國中融合了草原內亞特性。

突厥汗國是隋唐帝國不得不面對的重要外部勢力，關於唐王朝所受到突厥影響，自陳寅恪發端以來，討論漸趨深入。吳玉貴《突厥汗國與隋唐關係史研究》（商務印書館，2017年）梳理突厥汗國與內地政權交往歷史線索。唐尚書、鄭炳林《隋唐之際的氣候變化與邊境戰爭》（《青海民族研究》2017年第4期）探討氣候變化與突厥社會發展興衰之間互動關係。朱德軍《優容·征服·懷柔:唐初二帝經營東突厥戰略述論》（《寧夏社會科學》2018年第4期）討論實現皇帝與天可汗合一戰略的實施步驟。

北方少數民族發展雄起，直接影響著長安安危，關係重大。王文光《唐朝北部邊疆安北都護府轄境內外回紇系統民族研究述論》（《中國邊疆史地研究》2017年第1期）判斷回紇距離長安越遠者與唐關係越疏遠。丁俊《唐玄宗置中都之始末及其深層意義》（《山西大學學報》2018年第4期）分析蒲州成為京師東大門“四輔州”的過程。邢雲《從回鶻潰亡擾邊看“唐界”與“蕃漢”》（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》2018年第2輯）論證少數民族勢力發展與邊界波動。李軍《再論張議潮時期歸義軍與唐中央政府之關係》（《中國邊疆史地研究》2017年第1期）分析了中央王朝削弱歸義軍勢力的過程。楊寶玉、吳麗娛《唐懿宗析置三節度問題考辨》（《中國史研究》2017年第4期）則認為歸義軍不是朝廷對付的重要目標。

東北、西南的征服是隋唐帝國得以形成重要基礎，是中國歷史疆域形成少數關鍵性環節。西南各族屬在碰撞中轉向了中原王朝成為中國疆域一部分，這是李大龍《唐代兩大藩屬體系碰撞中的西南邊疆》（《青海民族研究》2018年第1期）的核心觀點。王建忠武軍集團崛起成為前蜀，改變了地緣政治力量分佈，由陳樂保《唐末劍南三川的軍政格局演變》（《中國史研究》2018年第3期）予以揭示。曾成《歸義都督府的興廢與唐代奚人的分化》（《中國邊疆史地研究》2017年第1期）探究奚人政治組織、族群分化及其流散與重組。馮立君《高句麗泉氏與唐朝的政治關係》（《社會科學戰線》2018年第8期）揭示入唐泉氏際遇折射出高句麗人的“內蕃化”情況。宋卿《唐代東北邊疆戰略初探》（《史學集刊》2018第5期）探討幽州為中心、營州為橋頭堡東北戰略格局形成過程。渤海“首領”在華夷語境下用於塑造自我中心是孫昊《古代東亞世界渤海“首領”的歷史話語及其實踐》（《史學集刊》2017年第5期）的重要見解。

第三個主題是權力運作過程與政治合法性的研究，由於權力的運行充滿微妙敏感之處，離不開表示政治合法性的各類象征體系。深入思考圍繞爭奪“權力”而無所不至其極的政治鬥爭手段，成為學者關注的一個核心話題。陳寒《陳寅恪“突厥旗色尚白”推論考辨》（《福建師範大學學報》2018年第6期）認為易幟是彰顯其起兵反隋活動政治合法性。王炎平《牛李黨爭考論》（四川人民出版社，2018年）從唐後期政治全局考察黨爭事件，借以觀察圍繞權力而產生的諸多政治鬥爭。陳爽《縱囚歸獄與初唐的德政制造》（《歷史研究》2018年第2期）認為貞觀縱囚並不成功導致由循吏政治進入了律令制時代。余欣與周金泰《漢唐間正史〈五行志〉中的違時災異與王政》（《學術月刊》2018年第7期）討論以儒家方式構築起“依時行政”政治景觀。

夏婧《柳懷素墓誌所見武周改立“二王三恪”史事考》（《中國史研究》2017年第1期）探討了武周改“二王三恪”塑造自身正統性的隱晦之心。孫英剛、朱小巧《天文星變與政治起伏》（《唐研究》第23輯）認為韋湑之死對於了解星占與政治運作關係有極大學術價值。胡平《未完成的中興：中唐前期的長安政局》（商務印書館，2018年）探討各方政治勢力互動過程。仇鹿鳴發表4篇文章，修改後收入《長安與河北之間——中晚唐的政治與文化》（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8年），討論唐代政治與社會、中央與地方關係，富有啟發性。黃樓《碑志與唐代政治史論稿》（科學出版社，2017年）通過石刻碑志對中晚唐政治史展開系列研究。

三、經濟社會與法律、宗教

兩年間，隋唐代經濟史研究總體仍略顯疲態但不乏亮點，法律、社會、宗教研究成果相較過去取得更大的成績但也略有不足。在史料辨析和理論探究兩方面似仍有較大突破空間，絲路研究收獲很大。

城鄉關係歷來是學術研究的重點內容，城市代表了先進生產力，鄉村是最廣大的百姓居住空間。討論農民、農業、賦役、鄉村與城市，也是兩年來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核心內容之一。劉玉峰《唐高祖太宗時期農民政策的內在悖論》（《首都師範大學學報》2018年第5期）認為唐代政策存在內在悖論，沒有解決農民問題。楊際平《論唐、五代所見的“一田二主”與永佃權》（《中國經濟史研究》2018年第3期）判斷中唐已經出現“一田二主”及永佃權。吳樹國《唐前期色役的番期與役期》（《歷史研究》2018年第5期）考證了唐代色役諸多細節。張劍光《江南城鎮通史·六朝隋唐五代卷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7年）分析城市空間佈局形成，經濟和文化發展情況。張春蘭《城市發展與權力運作：唐代都城管理若干問題研究》（人民出版社，2018年）考察了唐代都城管理中的權力結構、人口壓力問題。包偉民《說“坊”——唐宋城市制度演變與地方志的“書寫”》（《文史哲》2018年第1期）則提出巷陌構成長條街區是歷史現實。沙武田《敦煌壁畫漢唐長安城相關問題申論》（《敦煌研究》2018年第3期）用敦煌壁畫內容分析想象中的長安。

城市當中最具有活力與社會影響的行業就是商業，隋唐五代商業發展進步甚是明顯。趙璐璐《“務”的發展與唐宋間縣司職能的擴展》（《國學學刊》2018年第2期）探討在縣的層面，“務”成為地方商稅征收專門機構，可見商業發達。吳樹國《中央與地方關係視野下的五代十國禁榷制度》（《陝西師範大學學報》2018年第4期）認為禁榷制度正在向官專賣趨勢發展，說明其中收益甚大。耿元驪《五代十國時期南方沿海五城的海上絲綢之路貿易》（《陝西師範大學學報》2018年第4期）認為南方沿海五城代表了小國間區域競爭體系並促進了經濟發展。

社會是由不同類型人所組成的共同空間，隨著城鄉社會生活複雜化，發生在陌生人當中的商業交易越來越多，在社會交往中確立書面證據，成為隋唐五代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乜小紅《中國古代契約發展簡史》（中華書局，2017年）把唐代契約放在歷史長河中探究，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環節。徐秀玲《隋唐五代宋初雇傭契約研究——以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為中心》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17年）分析了各行業契約，特別是討論雇傭中的契約行用情況。李洪濤《試論唐代借貸契約的國家幹預》（《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》2017年第4期）討論唐代一般生活中的“任依私契”情況。邢鐵《唐宋經濟拾遺》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17年）闡述了唐宋時期的分家方式和家庭財產繼承情況。

海外貿易是商業的重要組成部分，絲綢之路研究是多年的學界熱點。但絲路首先是商業之路，沒有商業絲路，就不會有其他的任何“絲路”產生。觀察研究絲綢之路，就是要研究它的商業運作和發展情況，這也是兩年來隋唐五代絲綢之路研究的重點所在。霍巍《“高原絲綢之路”的形成、發展及其歷史意義》（《社會科學家》2017年第11期）指出吐蕃王朝開辟出通往印度的“新道”。何大勇《隋唐宋時期青藏高原的絲綢之路》（《貴州民族研究》2018年第5期）認為拉薩和青唐成為通往南亞、西亞的交通樞紐和貿易中心。李方《漢唐西域民族與絲綢之路和邊疆社會》（《吐魯番學研究》2017年第2期）探討了當地少數民族在絲綢之路上的參與情況。王正儒《唐代寧夏地區的粟特胡人與絲綢之路》（《中國邊疆史地研究》2017年第4期）梳理了粟特人聚落和交通網絡。榮新江《貞觀年間的絲路往來與敦煌翟家窟畫樣的來曆》（《敦煌研究》2018年第1期）認為長安畫樣是當時中原與敦煌文化交流必然結果。鄭學檬《唐宋元海上絲綢之路和嶺南、江南社會經濟研究》（《中國經濟史研究》2017年第2期）認為唐五代廣州外需型港口促進了嶺南、江南社會經濟發展。

隋唐朝廷官府管控社會基本方式，是劃分社會階層，建立統一的城鄉管理體系，通過完善並受官府掌控的鄉里體系，將鄉村百姓納入大一統框架當中。孫寧《唐代戶籍編造史稿》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17年）勾勒唐代戶籍編造基本過程。趙貞《唐代黃口的著錄與入籍》（《西域研究》2017年第4期）探討嬰幼兒入戶籍問題。魯西奇《制度的地方差異性與統一性：隋代鄉里制度及其實行》（《中國社會科學》2017年第10期）認為有時空差異性的鄉正、里長為核心鄉里制是隋朝控制鄉村基本制度；《唐代鄉里制度再認識》（《中國文化》2018年第2期）則判斷北方村取代里成為鄉村社會控制基本單元。梁振濤《“舊官人、首望及為鄉閭所服者”》（《雲南大學學報》2018年第6期）朝廷維護基層爪牙地位，為基層社會治理奠定基礎。顧成瑞《唐代衣冠戶再議》（《史學月刊》2018年第4期）認為進士出身官員以“戶”享有免役權。馮兵《隋唐五代城市社會等級與社會結構變遷》（《雲南社會科學》2017年第2期）認為城鄉隔絕狀態打破後市民開始階層出現。王麗梅《論五代十國時期的商人與市民階層》（《唐史論叢》第25輯）認為商人階層擴大後改變了社會結構。

社會由不同的群體構成，這些群體彼此合作或競爭，有著內部穩定的交往方式，有強烈的群體自我認同感。群體對於社會非常重要，社會穩定取決於群體穩定。隋唐五代時期的朝廷官府，當然不會忽視對社會群體的掌控。王偉《中古士族家支分蘖與仕途奔競的政治文化因由》（《唐史論叢》第25輯）認為家族內部力量分化與重組的過程，可觀察士族庶化過程。〔美〕譚凱（Nicolas Tackett）《中古中國門閥大族的消亡》（胡耀飛等譯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17年）以為門閥大族在社會中地位非常重要，黃巢占領長安後才最終崩潰。范兆飛《中古士族譜系的虛實》（《中國史研究》2017年第4期）中古士族祖先建構虛實變化，見證了士族階層和政治社會複雜演變過程。徐暢《唐前期一位京畿農人的人生史》（《社會科學戰線》2018年第12期）還原輔恒一生，關聯起武周政治等關鍵問題。馬強《出土唐宋石刻文獻與中古社會》（巴蜀書社，2018年）研究了唐代社會與家族狀況。寧欣《唐都社會的邊緣性群體》（《唐都學刊》2017年第1期）分析城市邊緣化群體對京城社會穩定造成重大影響。王承文《唐代流放和左降官制度與北方家族移民嶺南》（《中山大學學報》2018年第2期）認為北方家族移民對嶺南社會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。〔美〕姚平《唐代的社會與性別文化》（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18年）以墓誌為核心分析了唐代性別文化與社會生活。

在群體社會生活當中，一方面有著強烈的精神需求，另一方面還有維持社會體系穩定的內在要求。魯西奇《漢唐時期王朝國家的海神祭祀》（《廈門大學學報》2017年第6期）認為海神祭祀根據“天下”構想而設計，只有政治文化意義，是社會群體的共同信仰。牛來穎《時間法與唐代日常生活——〈天聖令·假寧令〉劄記》（《隋唐宋遼金元史論叢》第7輯）討論了唐代日常生活時間觀念，認為其反映了秩序逐漸強化過程。吳羽《唐宋國家禮儀的習學與演練研究》（《首都師範大學學報》2017年第2期）指出國家禮儀所承載政治信號和政治意義難以有效傳遞，對群體的共同精神構造難以達成。

為了維持社會穩定運行，帝制國家建立了從上至下的管理體系。但是為保持系統可以有效運轉，就需要一套可有效運轉的規則體系（法律）與之配合。兩年來，在法律史研究方面，歷史學範式法律史研究核心問題意識似不明顯，大多就事論事簡單歸納，在理論反思方面還有很大空間。法學範式法律史研究，則滿足於概述史事並簡化為某“法條”做證據，多泛泛之談。高明士《中國中古禮律綜論——法文化的定型》（商務印書館，2017年）認為隋唐禮、律是中華文化最有代表性核心價值。黃正建《唐代法典、司法與〈天聖令〉諸問題研究》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18年）用《天聖令》討論了法律與社會的諸多方面。陳璽《唐代刑事訴訟慣例研究》（科學出版社，2017年）研究刑事訴訟生成、運行與發展的基本情況。鄭顯文《審判中心主義視域下的唐代司法》（《華東政法大學學報》2018年第4期）討論了唐代以審判為中心建立司法模式。趙晨《論“敕”在唐宋司法實踐中的法律效力》（《寧夏社會科學》2018年第6期）認為中晚唐“敕”在司法實踐上法律效力逐漸加強。趙晶《敦煌吐魯番文獻與唐代法典研究》（《中國社會科學報》2018年5月21日）認為法典類殘卷依然存在相當大的研究空間。

宗教在古代中國具有特殊地位，隋唐五代時期尤為顯著。特別是佛教與道教的輪流登場，互爭雄長，對社會、政治、文化、思想都有著明顯而深刻的影響。兩年來的佛教與道教研究，涉及的問題較多，討論亦有深入，不過佛教研究熱度明顯超過了道教研究。管理宗教，利用宗教供給百姓精神信仰，是朝廷的一貫追求。張徑真《法律視角下的隋唐佛教管理研究》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18年）討論官府治理佛教總體情況。聶順新《唐高宗乾封元年佛教官寺制度研究》（《宗教學研究》2018年第2期）封禪泰山而設立首批佛教官寺並形成官寺制度。王永平《徘徊於信教與限教之間：唐代名相姚崇對佛教的複雜心態》（《陝西師範大學學報》2017年第2期）分析了姚崇信仰與限制並存的複雜心態。劉永明《敦煌清信弟子經戒傳授與北周至唐代的國家道教》（《世界宗教研究》2018年第3期）認為北周國家道教對唐代道教影響較大。孫亦平《唐宋道教的轉型》（中華書局，2018年）、白照傑《整合及制度化：唐前期道教研究》（格致出版社，2018年）從總體上提出唐代道教史研究框架。

宗教信仰者也是社會中一員，宗教團體更是一個社會組織，凡社會組織出現的問題，佛教、道教也都同樣存在。劉淑芬《唐代玄奘的聖化》（《中華文史論叢》2017年第1期）討論了玄奘神化趨勢及聖化軌跡，認為這也是僧團形象自我塑造的一種舉措。武紹衛《從社會經濟角度看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寺眾居家原因》（《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》2018年第3期）認為僧團膨脹、經濟衰退等因素導致寺眾居家。陳金華《家族紐帶與唐代女尼：兩個案例的研究》（《融合之跡：佛教與中國傳統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7年）認為家族背景對僧人宗教生涯具有重大影響，可以觀察僧侶團體與出身家族的關係。李清泉《佛教改變了什麼？——來自五代宋遼金墓葬的觀察》（《古代墓葬美術研究》第4輯，湖南美術出版社，2017年）認為五代十國以後佛教因素廣泛影響了墓葬美術變化。管俊瑋《從興唐觀到玄真觀：中晚唐長安一個道教師門的沉浮》（《中國社會歷史評論》第19卷，天津古籍出版社，2017年）討論郗氏師門從政治型師門逐漸轉變為面向市民的本地化教派。雷聞《傳法紫宸:敬宗之師升玄先生劉從政考》（《中華文史論叢》2017年第1期）考證了劉從政生平及道門譜系。

佛教與地理，成為學者不約而同的新關注點。林聖智《道教造像與地域社會：四川綿陽玉女泉隋至初唐道教摩崖造像》（《中古中國研究》第1卷）討論了佛道互動競爭的宗教地理情況。孫英剛《從富樓沙到長安：隋唐建都思想中的一個佛教因素》（《社會科學戰線》2017年第12期）認為佛教思想在長安城形成過程中十分關鍵。聶順新《敦煌寫經題記中的唐長安佛教影像》（《社會科學戰線》2017年第12期）描繪了長安與敦煌之間密切關係。

四、教育、文化、文學

兩年來在隋唐五代教育、文化、文學研究方面，收獲頗多。從史學工作者角度來看，大部分教育史、文化史、文學史等方面研究者似對史學研究新成果關注不夠。從根本上說，教育史、文化史、文學史和歷史學秉持同一學術規範，源出一致，理當互相借鑒，全面分割、互不關心的情況不應該長期持續。以下就目力所及，擇要介紹。

重視教育是古代中國的重要特點之一，持續千年的科舉制度，更提供了讀書參加科舉考試，獲取功名改善身份和社會地位的動力。隋唐五代時期的教育，與科舉關係也非常密切。教育研究，也自然與科舉研究密不可分。周曉薇、王其祎《禮遇與懷柔：江南士人流寓隋朝的文教事功》（《陝西師範大學學報》2017年第2期）懷柔政策使江南士人在文教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。張劍光《唐五代的私學及教育理念》（《唐史論叢》第26輯）認為唐代基層社會重視教育並提高了全社會文化水准。金瀅坤《士林華選：唐代博學宏詞科研究》（《歷史研究》2018年第1期）從吏部為解決“格限未至”才能之士遷轉演變為及第進士賴以解決釋褐問題的最重要科目。許友根《唐代鄭氏科舉家族的初步考察》（《科舉學論叢》第2輯，中西書局，2018年）探討了鄭氏家族子孫入仕路徑是科舉與蔭襲。郭麗《唐代賓貢科新論》（《中國典籍與文化》2017年第1期）認為唐代留學生“每自別試”是放寬評卷標准。

“禮”的目標是建立社會秩序，保持社會平穩，從而給每個個體在社會等級系列中找到一個位置。折衷經禮，並推動禮的向下延伸，是隋唐五代文化建設的中心工作。吳麗娛《從經學的折衷到禮制的折衷》（《文史》2017年第4期）認為五方帝祭祀體現了禮學與經學結合，是理解中古禮制和思想史關鍵。吳麗娛《關於唐五代書儀傳播的一些思考》（《敦煌學輯刊》2018年第2期）從信息傳播角度指出敦煌書儀是中原文化向西傳播的載體。霍巍《考察吐蕃時代社會文化“底色”的三個重要維度》（《思想戰線》2018年第2期）認為吐蕃文化有強烈多元色彩，儒學、佛教、陰陽風水成為吐蕃文化底色。葉平《唐末五代十國儒學研究：以儒學範式的轉變為中心》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18年）認為五代十國時期正統觀念得到廣泛傳播，形成不同道統譜系。王貞平《唐代賓禮研究：亞洲視域中的外交信息傳遞》（中西書局，2017年）認為，在國際關係變化中的“賓禮”反映了各方權力關係演變。

人是“文化”的人，隋唐五代時期百姓對於社會文化的追求不低於任何其他朝代，甚至水平更高一點。兩年來在文化生活方面，學者用力甚勤。杜文玉《論唐五代的雕繪真容風氣及其原因》（《史學月刊》2018年第12期）認為受到佛道偶像崇拜觀念影響希望能得到長期供奉祭祀。李星明《隋唐墓葬樂舞俑與壁畫樂舞圖像蠡論》（《圖像與儀式：中國古代宗教史與藝術史的融合》，中華書局，2017年）認為墓葬樂舞是對家蓄伎樂的模擬，歌舞是展現虛擬長樂世界最佳元素。崔世平《中古喪葬藝術、禮俗與歷史研究》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18年）對喪葬藝術與禮俗進行了綜合考證。王利華《中古華北飲食文化的變遷》（三聯書店，2018年）把飲食問題放置在特定歷史時空之中，觀察和理解其基本面貌。

文學是時代風貌的展現，是歷史學研究應該關注的內容。但是由於學者數量較多，學科分化過於細致，國內古代文學和史學研究者彼此較為隔膜，互相關注不夠，學術交流各自為政，跨界交集交鋒甚少。期待這種局面會盡快得以改觀，文史交融，以收共同提高之效。莫礪鋒等發表關於“唐宋文學的會通研究”筆談（《文學遺產》2017年第6期）一致認為要對唐宋時代的文學與社會生活進行整體關照、整體把握。蕭馳《詩與它的山河——中古山水美感的生長》（三聯書店，2018年）分析了唐代的山水詩及其在中華文化中的特殊地位。劉泰廷《記憶的喚起、呈現與書寫：唐詩中的唐朝追憶》（《史林》2018年第1期）通過記憶在文本空間裏的興起軌跡與呈現樣貌，探索文學和歷史取向下的記憶研究可能性。葛曉音《神仙想象的變異：中唐前期古詩的一種奇想》（《北京大學學報》2018年第2期）認為帝王尋求長生之道，促使中唐詩歌神仙想象世俗化。孫羽津《元和政治與奇詭詩風之關係窺管》（《清華大學學報》2017年第6期）認為該詩全面托寓了唐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——元和制舉案。

五、問題與展望

在學術研究看起來大繁榮的背景下，2017、2018年的隋唐五代史研究也不例外。成果多多，甚至翻檢一遍都甚為不易。應當承認，從整體上看，隋唐五代史方面高水平研究成果，已經立足於世界一流水平，某些具體內容上的研究甚至引領全世界學術發展方向。與此同時，隋唐五代史研究成果中也有大量低水平重複之作，低於學術平均水准線，甚至有抄襲之作堂而皇之面世。再有就是大量隋唐五代史方面碩博論文，特別是很多碩士論文成為“水論文”，雖然起了一個貌似有學術含金量的篇名，但是從知網下載論文展開就令人大跌眼鏡，直呼上當。希望更多的導師和學生能認識到學術研究重要性和獨特性，堅持嚴肅性和創新性，避免功利性。雖然受限於各種難以言說的情況，但是還是希望能盡力提高最低水准線。

墓誌結集出版兩年內相對較多，而且經考古挖掘的可靠墓誌較多。這些材料對於隋唐五代史研究仍然是重要基礎性資源。不過墓誌考證類文章雖然較多，但是大多停留在就墓誌說墓誌的初級階段，釋讀墓誌文本，梳理主人一生，就宣告了一篇論文完成。只有少量論文試圖開拓墓誌背後“人”和政治、社會關係，乃至於“局勢”。總的來說，用墓誌結合時代，結合政治、經濟、社會狀況，以墓誌見局勢，以墓誌見時代流變的文章還相對較少。

此外，唐代邊疆民族研究在兩年中得到了充分展開。秦漢以後，這種與周邊少數民族認同關係就成為帝國長期需要面對解決的問題，隋唐五代時期也不例外。在政治和文化上如何認同，漢人和周邊不同少數民族需要共同面對矛盾，幾乎每一位皇帝、每一位手握權柄的重臣都要絞盡腦汁試圖去處理好這些矛盾。因其重要性，也就成為學者關心的重要話題，成為學術界重要學術研究課題。如何在更高學術深度層面展開與其他斷代（如清代）的研究對話，是今後隋唐五代史研究中需要加強重要內容之一。

歷史學範式經濟史研究總體還是處於被學者忽略狀態，這並不是說學者不關注於經濟史現象分析，而是說在經濟史研究當中提出新範式、新方法，引領學術新進展功能被削弱。隋唐五代史新進展、新突破大多展現在社會、政治研究領域當中，而不是由經濟史問題首先引領學術話語。與經濟學範式經濟史相比，歷史學範式經濟史可能需要學者更多沉潛鑽研，從材料當中深入探究並做出理論上的引領。期待今後隋唐五代經濟史研究會更多在學術範式上有所突破，產生出具有高度引領性的“問題”。

與魏晉南北朝研究最近若干年新銳迭起，高潮屢現的局面相比，隋唐五代史並沒有呈現批量出現類似於倡導“歷史書寫”這樣的有新模式、新做法，同時又嚴格遵循歷史學研究方法，在材料辨析與歷史學分析上都能做出較大貢獻的新學術群體。期待隋唐五代史研究群體當中，會繼續出現一批同氣相求、彼此呼應、共同進步的寬泛學術思想“共同體”。

最後，希望在學術界共同努力下，隨著“數字人文”技術快速進步，隨著墓誌碑刻出土文書等新資料刊布，隨著世界範圍內學術交流（人、論文、著作）日趨頻繁，期待在中華書局整理修訂新點校本兩《五代史》，以及2019年已出版《隋書》修訂新點校本的基礎上，早日出版整理修訂新點校本兩《唐書》，并形成合力，推動隋唐五代史研究持續穩定進步。

附記：研究生楊潔、施旖旎、李夢遙幫助搜集整理論著目錄，並下載整理電子文本。胡耀飛副教授所贈其整理的資料目錄電子文本，已刊《中國唐史學會會刊》第37期。對以上諸位謹表謝意！綜述難免有掛一漏萬之處，文中若有任何錯誤，都由我本人負責。

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“古代中國鄉村治理與社會秩序研究”（18ZDA171）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“唐宋鄉村社會控制與生存秩序研究”（18AZS007）的階段性成果

（責任編輯：張欣）

（感謝耿元驪先生！）

（原刊《中國史研究動態》2019年第4期）

（文中提及的書目，可點擊書名了解其詳情。）